苏群这个名字，我仿佛在哪里听过，却怎么也想不起来。
离登机只剩下一个小时了。沥川走得比较慢，大家都陪着他慢慢地走。
只有苏群推着堆得高高的行李车赶着去办托运。
过了安检，我们在登机口等了一会儿，就听见了准备登机的通告。透过航站楼巨大的玻璃窗，我看见停在登机口外的是一架波音737-900。一路上，两位老总一左一右，一直和沥川窃窃私语。剩下的人都识相地与他们保持着一段距离。我们的机票是清一色的商务舱。大家都知道，这趟差的主要任务就是亡羊补牢。只要公司中标，花什么代价都值得。乘客们已经开始陆续登机，CGP的人却按兵不动，只因江总仍垂头和沥川说话。外企和国企一样有着严格的等级制，一般工作人员不会越过老总先行登机。觉察到这一点，江总向我们挥挥手，示意我们可以先走。于是众人鱼贯而入。我拖着行李箱，埋头走向检票口，路过沥川时，箱子忽然一抖，好像从某个人的脚背上拖了过去。
我抬头一看，“某个人”似乎是沥川。然后我低下头，想看清我的箱子究竟压的是他的哪一只脚背。如果是左脚，我需要道歉。如果是右脚就用不着，反正义肢没感觉。我一句道歉的话也不想说。
什么也看不清。我这一迟疑，路人都看见了。碰到人家，还是残疾人，连个sorry都不肯说，像话吗？两个音的词，难道会噎死我？犹犹豫豫，正待张口，他竟先说了两个字：“不是。”
我松了一口气，然后昂首挺胸，拖着行李，孔雀般从他面前扬长而去。
到了机舱口，我又被拦住：“小姐，行李箱超标。请留在这里，我们给你托运。”
“谢谢。”
机舱里的空气暖洋洋的，有些窒闷。我坐在后排，临着过道，身边是设计部的小黄。我虽到CGP有三个多月，却只和几个翻译有往来，其他的人基本上视而不见。那个小黄，我只和他说过不到三句话，连全名都叫不齐。所以我对他笑了笑，然后拿出MP3播放机，塞住耳朵。
从起飞开始，我的胃就一阵一阵地翻涌。其实我并不晕机，可能是酒喝多了，也可能是和艾玛聊天的时候吃多了不好消化的牛肉。总之，我先是坐在位子上对着纸口袋呕吐，接着便躲在厕所里吐，翻江倒海，胆水吐尽。然后，我也懒得出来，就坐在马桶盖上喘气，像一条死鱼。两个小时的飞行，我吐了足足一个小时，回到座位，我才省悟我为什么会吐——居然是来了月事。
十七岁的时候我月事正常，一月四天，不多不少，比认得的女性同龄人都轻松愉快。十七岁以后，我月事紊乱，不但日头不准，且来势汹涌，特别是头两天，头昏、恶心、呕吐、小腹痉挛——教科书上说的不良反应——我一应俱全。一个月总有七八天的日子一蹶不振。
这当然不是最恐怖的事。最最恐怖的是，我没带卫生巾，却鬼使神差地穿了一件米色的筒裙，紧紧包住臀部的那种。先头我光顾着呕吐，不觉下身已红红地湿了一片。现在坐着，就能感觉血块一团一团地往下掉。我吓得不敢动，更不敢起身，只得在心里默念我的逃生咒：OK、OK、OK。每当遇到窘事时，我都要把我的“OK经”念上十遍，期待天神赐福，化凶为吉。
到底，飞机降落了。到底，什么也没OK。整整一个机舱，都是我不大认识的男人。我想求小黄把他的西装借我，打量他的个子，那衣服就算我披了也遮挡不住。就在这吞吞吐吐、难以启齿之际，商务舱的客人们纷纷走光了，只有我还坐在原地不动。门口站着的一排向乘客道别的空中小姐都用异样的目光看着我。
然后，我模模糊糊地看见沥川和另一个人——大约是苏群——走在最后，亦将离开舱室。
走着走着，沥川忽然停下来回头看了我一眼。然后，便径直走到我面前。
正要张口，却被我抢了先：“沥川。”“嗯？”
“把衣服脱了。”
“哪件？”
“外套。”
他二话没说脱下外套递给我。先前没看清，我以为是大衣，其实是件黑色的风衣，中等长度，质料很轻。我站起来穿上风衣，低头默默地跟着他走出机舱。他不问，我也不解释。
他身上的气息，再一次将我团团围住，先是衣领上的薰衣草，再是袖口里淡淡的树香，那是一种他喜欢用的绘图铅笔的气味。记忆的触须便在这瞬间爬满了全身。原来，他还用着那种铅笔。所幸他的脸，我仍然看不清。看不清倒好，此生此世，再也不受他的诱惑。
出飞机场来到宾馆，我一进房间先痛痛快快地洗了个澡，将惨不忍睹的裙子泡在水里搓了半天才把血迹搓掉。沥川的风衣只能干洗，我交到楼下服务台，填上他的房间号。
然后，我瘫倒在床，全身的骨头好像被抽掉那样累。关了灯，一个人默默地对着月光辗转，折腾了几个小时，睡不着。于是起来吃了一颗安眠药，这下倒是睡稳了，醒来时已经是中午，两只眼眶黑黑的，好像一只熊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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